云霧繚繞的佛教圣地五臺山 祁俊林攝
天下名山僧占多。舉世聞名的五臺山更是如此。
五臺山位于山西省東北部，一般指五座高峰環(huán)抱的區(qū)域，峰巒疊翠，巍然聳立，傲視蒼穹，猶如五根擎天大柱。華嚴宗四祖澄觀國師曾說，五臺山“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
五臺山殊像寺大文殊殿里騎著狻猊的文殊菩薩塑像 高峰毅攝
文殊信仰的肇始
佛教徒認為，五座臺頂象征著文殊菩薩的五種智慧，朝山信徒巡禮五頂，方為朝圣，稱為“大朝臺”。
五臺山稱之為名山的原因，并非因其瑰麗的自然風光，而是由于這里是佛教的圣地、文殊菩薩的道場。那么文殊是何方神圣？其在佛教中的地位又如何？文殊為何選中了五臺山作為道場？讓我們一一道來。
文殊菩薩本是一個古印度的歷史人物，音譯作“文殊師利”“曼殊室利”，意為妙德、妙吉祥、妙樂、法王子，又稱“文殊師利童真”“孺童文殊菩薩”。公元前6世紀，生于舍衛(wèi)國（今尼泊爾境內(nèi)）的多羅聚落，婆羅門族姓，墜地能言，出生時有十余種祥瑞景象同時出現(xiàn)。長大后，一心學佛，遍訪仙人，終于在釋迦牟尼處學得真經(jīng)被尊為菩薩。
文殊在佛教中的地位如何呢？《維摩詰所說經(jīng)》說，維摩詰生病，釋迦牟尼要派一個大型代表團前去慰問，派誰當團長？舍利弗等十六弟子，個個都不敢承擔，都說自己曾被維摩詰呵斥過。派彌勒等大菩薩，他們也稱不能勝任，表示自己挨過維摩詰的批評。最后終于派出以文殊為首，由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組成的龐大代表團，前往位于毗耶離城的維摩詰宅舍問候。在《維摩詰所說經(jīng)》中，記錄了文殊和維摩詰之間的對話。
《華嚴經(jīng)·入法界品》載：“文殊師利常為無量諸佛之母，常為無量菩薩之師，教化成就一切眾生，名稱普聞十方世界。”在大乘佛教里，文殊是諸菩薩上首，常與普賢侍佛左右，所有佛弟子都把文殊當作智慧的化身，稱般若為諸佛之母，文殊為七佛之師。常見的文殊像頂有五髻，表示五智無上無得之相；左手執(zhí)蓮花，花中放《般若經(jīng)》一部，表示般若一塵不染；右手執(zhí)寶劍，喻能斬群魔；或坐蓮花臺，表示清凈，或乘獅子或孔雀，表示威猛。
介紹完文殊的身世，我們再看一下是誰將佛教傳入五臺山地區(qū)的。這個問題目前比較一致的說法是：由東晉的高僧道安和慧遠將佛教傳入了五臺山。
道安俗姓衛(wèi)，河北常山郡扶柳縣人，生于儒學世家，幼時喪失雙親，為外兄孔氏撫養(yǎng)。七歲上學，讀書只讀一遍，再讀便能背誦，被街坊鄰里傳為神童。十二歲出家，由于相貌丑陋，不被師父喜歡，被趕到田里勞動三年。但他毫無怨言，利用休息時間誦讀佛經(jīng)。后趙建武十一年（345年），他游學至鄴都寺廟，拜神僧佛圖澄為師。佛圖澄的佛學造詣頗高，是一位備受后趙石勒、石虎二帝崇信的著名高僧。他一見道安，就對其淵博學識驚嘆不已。佛圖澄講法，道安每每都能復述，還會解答僧眾提出的疑難問題，往往語出驚人，游刃有余，可謂佛圖澄的得力助教，故當時有“漆道人（道安膚色黝黑），驚四鄰”的說法。前秦皇始三年（353年），道安在太行、恒山創(chuàng)立寺塔，聚眾講法，因恒山是五臺山的外圍地區(qū)，所以有說法稱“是道安第一次開辟了五臺山佛教道場”。
清光緒版《山西通志·寺觀·崞縣》載：“樓煩寺，在縣西北二十五里，以樓煩城名。晉慧遠演教地?！睍羞€說，代縣“白仁巖寺，在州西北三十里。白仁巖巨石上，晉慧遠辟石為室，建樓觀、臺榭、殿廊、門廡、僧軒、廚庫俱備。”乾隆版《直隸代州志·輿地》中還介紹，白仁巖上“有石浮圖，峰頭有說法臺、旗桿石、定心石、試心石、古南庵”等佛教勝跡。這些都是慧遠當年傳法布道的遺跡，且位于五臺山西臺之麓，是五臺山最早的一批寺廟，故曰慧遠是出家于五臺山的僧人，也是最早將佛教傳入五臺山的高僧之一。
五臺山朝圣者 李旭光攝
寺廟建筑的發(fā)展
五臺山的佛教由道安和慧遠傳入，那么承載傳教場所、傳教人的廟宇最早建于何時呢？
明萬歷年間，高僧鎮(zhèn)澄認為五臺山寺廟的創(chuàng)建，始于東漢漢明帝邀請攝摩騰來傳播佛法之際，也就是佛教剛傳入中國之時。他在編撰的《清涼志》中寫道：“漢明帝時，摩騰西至，以慧眼觀清涼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奏帝建寺，額曰大孚靈鷲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出感通傳?！辨?zhèn)澄表示其說法源于唐代高僧道宣的《集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簡稱《感通傳》）。然而，道宣在《感通錄》中是這樣記述的：“從臺東南而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钡佬皇钦f大孚靈鷲寺“古老傳云漢明帝所造”，這一說法依據(jù)傳說而來，并無史實記載。
唐高宗時期釋慧祥編撰的《清涼傳》，是記述五臺山佛教史跡最古老的專著，故又稱《古清涼傳》。書中記述，“大孚圖寺（即大孚靈鷲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云“清涼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于今在焉”。按照這一記載，五臺山佛教肇興于北魏孝文帝時，大孚圖寺和清涼寺都是北魏孝文帝時創(chuàng)建的。
據(jù)《廣清涼傳》記載，北魏孝文帝“曾至五臺山避暑，往復宿此”，也曾射箭獵牧于西臺，并在中臺置放了好多小石浮屠，下詔在菩薩頂置真容院等兩所寺院。他不僅親臨五臺山禮佛，其第四女誠信公主亦于五臺山興建佛殿禪堂，出家為尼，敕建公主寺。以佛光寺現(xiàn)存的“祖師塔”為代表考證，彼時的五臺山佛教文化已初具規(guī)模。但與《洛陽伽藍記》中記載的北魏都城洛陽“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的興盛景象還是無法相比。
由此看來，當時五臺山的廟宇規(guī)模實在算不上什么佛教中心或圣地。經(jīng)過隋唐兩朝統(tǒng)治者的鼎力支持，五臺山才一躍成為全國佛教中心。
北齊是五臺山佛教發(fā)展的第一個黃金時期。據(jù)《古清涼傳》載，當時山上寺院超過二百處，官府“割八州之稅，以供山眾衣藥之資”，可以說是傾國家之力來發(fā)展佛教。但好景不長，北周取代北齊后，執(zhí)行大規(guī)模的廢佛政策，五臺山佛教亦受波及，“芳徽盛軌，湮淪殆盡”。后北周覆亡于隋，自幼生長于馮翊般若寺、由尼姑撫養(yǎng)大的隋文帝對佛教懷有特殊感情，在即位第一年便下令在五臺山五座臺頂各建寺院一處，內(nèi)置文殊像，各度僧三人。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遣使至五臺山設齋，自書疏曰“大隋皇帝佛弟子堅，敬白文殊大士”。
唐朝興起于晉陽，與五臺山有同地之誼。貞觀九年（635年），唐太宗曾下詔——“五臺山者，文殊秘宅，萬圣幽棲，境系太原，實我祖宗植德之所，尤當建寺度僧，切宜祗畏”，準許在五臺山造寺十所，度僧百名。
武則天可以說是歷代皇帝利用佛教鞏固統(tǒng)治的榜樣。這位了不起的女人，在太宗皇帝駕崩后無奈到感業(yè)寺出家，三年的寺院生活讓她和佛教結下不解之緣，也讓她認識到佛教和政治的關系。為后之時，她多次派人在五臺山臺頂建“則天塔”。武周長壽二年（693年），名僧菩提流志等譯《寶雨經(jīng)》，稱菩薩現(xiàn)女身，為武則天登帝大造輿論。長安二年（702年），武則天自稱“神游五頂（清涼五臺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臺山的代表寺院清涼寺?？⒐ず?，命德感法師為清涼寺住持，并封其為“昌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主掌京國僧尼事”。從此，清涼寺便成為欽命的五臺山“首寺”，五臺山也隨之成為全國佛教中心。
將文殊信仰推向全國的是入唐傳法的僧人不空三藏，他是中國密宗的創(chuàng)始者之一，在當時與玄奘、鳩摩羅什齊名，譯有《金剛頂經(jīng)》等大乘及密宗經(jīng)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唐代宗稱其為“我之宗師，人之舟楫”。不空三藏推崇“文殊圣者，即諸佛祖師”，故奏請朝廷在五臺山修建金閣寺；于天下著名寺院置文殊院，作為五臺山文殊道場的支院；在全國各寺院齋堂安置文殊像，將文殊信仰推行全國。這樣，以五臺山為中心，以天下著名寺院為樞紐，輻射全國各地寺院的文殊信仰網(wǎng)絡逐漸形成。
唐代宗大歷二年（767年），金閣寺開始建造，由不空三藏主持，建筑風格參照了印度著名的寺院那蘭陀寺。為建成這座氣勢宏偉的寺院，皇親國戚、百官眾臣獻出了大量金銀，唐代宗甚至下詔命全國十節(jié)度使都要慷慨捐助。建造的材料和工匠來自全國各地，“計錢巨億萬”，于大歷五年（770年）竣工。該寺建筑工藝十分精美，壯麗的金閣分上、中、下三層，高百余尺，“鑄銅涂金為瓦”。
據(jù)史載，唐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傾仰靈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頂，中使香藥，不斷歲時，至于百辟歸崇，殊幫赍供，不可悉記矣”。顯而易見當時佛教備受推崇，文殊菩薩尤其為佛教徒所尊崇。
五臺山佛光寺唐代塑像 劉紀森攝
佛教中心的形成
隨著佛寺的興建和擴大，五臺山僧侶人數(shù)亦日益增多。到唐貞元年間，僧尼已達萬人。無論從朝廷的重視程度來看，還是從寺院建筑規(guī)模和數(shù)量來看，五臺山無疑是全國信仰文殊的中心。然而，從理論上肯定“文殊道場”功績和影響力的還應該是唐代高僧慧祥。
唐總章二年（669年），藍谷沙門慧祥奉武則天之命來到五臺山，將三枚玉石舍利分別安置于中臺和北臺的“則天塔”內(nèi)。通過與眾多高僧的交流，他感覺這里的經(jīng)史資料非常匱乏，與其全國佛教中心的地位難以匹配。于是他決定承擔起這個職責，經(jīng)詳細搜集整理，兩年后寫就《古清涼傳》兩卷。這部五臺山佛教史志的開山之作無疑是珍貴的、準確的，開篇便從清涼谷、清涼寺到清涼山的演變，論證了五臺山就是《華嚴經(jīng)》中提及的“清涼山”。
《華嚴經(jīng)》中載：“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常于中住，彼現(xiàn)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為說法?！奔热晃迮_山就是過去的清涼山，那么，毫無疑問，五臺山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既然是文殊菩薩的道場，五臺山便在佛教徒心目中非常神圣，在全國眾多的佛教名山中自然占盡先機。由此，五臺山在國內(nèi)取得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桂冠，在世界范圍內(nèi)贏得了五大佛教圣地之一的雅號。其他幾個佛教圣地分別是：釋迦牟尼佛的誕生地藍毗尼園，成道處菩提伽耶，第一次布道的鹿野苑，圓寂之地拘尸那迦。這些地方都在古印度（今尼泊爾、印度境內(nèi)），而五臺山則是古印度之外唯一的佛教圣地。
唐代五臺山佛教圣地形成的另一個標志，是外國佛教徒競相朝禮表達對五臺山的無限景仰。其中日本僧侶不僅人數(shù)眾多，而且還有許多著名高僧，諸如惠萼、圓仁、靈仙、慧運、圓修、宗睿等等。日本佛教天臺宗山門派創(chuàng)始人圓仁法師在五臺山求法巡禮時，曾將日本不能論決的天臺宗疑難問題三十條，請五臺山大華嚴寺的志遠法師裁決，日本佛教徒稱之為“唐決”。他們不但在五臺山求得許多佛教經(jīng)典，而且還將五臺山土石當作圣物帶回日本。
靈仙三藏是兼通日、漢、梵三種語言的日本著名高僧，他在五臺山求法巡禮長達七年之久，還向日本天皇送去許多來自五臺山的佛教典籍和法物，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逝于五臺山靈境寺。日本國內(nèi)不但佛教僧侶對五臺山和文殊菩薩非常崇仰，而且“上自天皇，下至公卿”，也都“樂于施舍大量黃金，作為五臺山文殊菩薩的供養(yǎng)費用”。唐武宗會昌四年（844年），日本仁明天皇的皇后，“特派惠萼入唐，把親手制的繡文袈裟施給那里的僧眾，把寶幡及鏡奩等具施給五臺山”。
佛教本是李唐王朝用以維護統(tǒng)治的工具，但安史之亂后，由于賦稅徭役繁重，寺院便成了人們逃避徭役的場所。寺院僧侶亦借田制破壞之機，兼并土地，驅(qū)使奴婢，和貴族勢力勾結，為非作歹。寺院經(jīng)濟的惡性膨脹，已嚴重損害了國家經(jīng)濟。唐文宗曾對宰相說：“古時三人共食一農(nóng)人，今加兵佛，一農(nóng)人乃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看出他已有毀禁佛教的意圖。武宗繼位后怒言“使我民窮困者乃佛”，遂于會昌五年（845年）下詔廢佛，拆毀寺宇，勒令僧尼還俗。據(jù)統(tǒng)計全國拆毀大小寺廟四萬四千六百余所，僧尼還俗二十六萬余人，收回土地數(shù)千萬頃。五臺山亦不例外，僧侶散盡，寺廟被毀。唐宣宗即位后，又興佛教，規(guī)定五臺山的度僧數(shù)達“五千僧”。實際上，加上私度和游方僧，要比五千還多。五代時，發(fā)生了后周世宗滅佛事件，五臺山寺廟“十殘八九”，僧侶逃亡殆盡。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980年），下詔重修五臺十寺，此后五臺山佛教又恢復發(fā)展。
五臺山文殊信仰超越了僧俗、宗派，超越了民族、國界，超越了地位、身份，既體現(xiàn)了文殊信仰智慧深廣、圓融無礙、普利眾生的內(nèi)涵，也彰顯了五臺山文殊信仰的歷史悠久、生命力蓬勃。
漢藏佛光映照
先看五臺山對黃教的接納。蒙古族建立元朝后，對佛教非常尊崇。早在13世紀初成吉思汗時代，已開始提倡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封西藏地區(qū)的名僧八思巴喇嘛為國師，不久又尊為帝師。帝師除做佛事外，還為皇帝和皇親授戒，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給皇帝提供咨詢服務，地位十分顯赫。八思巴到五臺山朝禮文殊，駐錫一年之久。元中統(tǒng)年間，八思巴的弟子膽巴謁見了忽必烈，奉詔居五臺山壽寧寺，藏傳佛教開始在五臺山發(fā)展起來。此后，八思巴的另外一個弟子，即元廷第四個帝師——意希仁欽到五臺山，修建了普明寺，喇嘛教開始興盛起來。
明朝廷為了籠絡蒙藏少數(shù)民族，十分推崇喇嘛教，彼時藏傳佛教的另一個派別格魯派也出現(xiàn)在五臺山。由于創(chuàng)始人宗喀巴提倡教規(guī)嚴明，僧眾須戴標志嚴格戒律的桃形黃帽，所以人們習慣稱之為“黃教”。永樂四年（1406年），明成祖朱棣派人到西藏迎請噶舉派名僧哈立麻喇嘛到京，次年封其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簡稱“大寶法王”，哈立麻以“性喜林泉，朝廷之下，恐妨禪業(yè)”奏辭。于是，明成祖“乃賜鑾輿旌幢傘蓋之儀，遣使衛(wèi)送于五臺山大顯通寺”，同時大興土木，命太監(jiān)楊升重修寺宇和大白塔。哈立麻喇嘛逝世后，明成祖敕命為其在顯通寺法堂塑像。明代五臺山的僧官稱“欽依提督五臺山兼管番漢僧寺”，可見當時五臺山佛寺已有“番僧寺”和“漢僧寺”之分了。如此，以佛教圣地著稱的五臺山，在明代又發(fā)展成為兼有漢地佛教和藏傳佛教的名山了。
黃教的全面興盛是在清朝。清朝建立后，為緩解民族矛盾，鞏固統(tǒng)治，朝廷便對少數(shù)民族特別是蒙、藏民族實行懷柔政策。因喇嘛教在蒙藏地區(qū)具有極高威信，尊奉喇嘛教就等于尊奉蒙藏的統(tǒng)治者，故康熙皇帝五次朝臺，巡禮膜拜五頂，還下令將壽寧寺、羅睺寺、玉花池、金剛窟、善財洞等十余座青廟改為黃廟。冊封菩薩頂扎薩克大喇嘛為禪師，菩薩頂也隨之成為黃教的首廟。乾隆皇帝六次登山，其中有四次專門去聽了三世章嘉的講經(jīng)說法，甚至還在菩薩頂舉行祈愿大法會時，禮遇章嘉居中央，自己屈居于左。
在清代，由于統(tǒng)治者的提倡和鼓勵，蒙古族中出家男子竟達到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前藏喇嘛寺院就有三千余所，喇嘛達三十余萬，而百姓僅十二萬多。蒙古族和藏族佛教徒對文殊菩薩和五臺山的崇仰達到了狂熱程度，“內(nèi)外蒙古進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絡繹不絕，檀施云集”，“驅(qū)駝馬牛羊數(shù)千里，傾誠貢獻者，不絕于道”。據(jù)資料記載，光緒年間，蒙古族莫勒郡王阿那達阿沁爾，一次施舍給五臺山善財洞寺的白銀就有一萬兩，還有不少蒙藏佛教徒以死后能把骨灰埋在五臺山為榮。
喇嘛教中占主導地位的格魯派有四大轉世系統(tǒng)，就是前藏（拉薩、山南地區(qū)）達賴，后藏（日喀則地區(qū)）的班禪，外蒙古的哲布尊丹巴，內(nèi)蒙古的章嘉呼圖克圖。班禪和哲布尊丹巴到五臺山只是禮佛，達賴和章嘉呼圖克圖在五臺山則享受到了非常高的禮遇，以致開花結果。章嘉第一世扎巴沃色，藏族，青海省互助縣紅崖子溝張家村人，原稱“張家活佛”，后改稱“章嘉”。每世轉世，要由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簽”確定并冊封。第二世阿旺羅桑曲旦，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受封為“呼圖克圖”，尊號“灌頂普善廣慈大國師”，總管內(nèi)蒙古佛教事務。由于“西藏蒙古諸王尤相崇信，多所歸依”，清政府為了懷柔蒙古，便命他晚年住錫五臺山。章嘉二世通曉漢、藏、滿、蒙、梵五種語言，曾以漢、藏、滿、蒙四種文體翻譯《大藏經(jīng)》。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卒，享年一百四十五歲，清廷為其隆重安葬，并于五臺山建塔。
乾隆年間，黃教得到快速發(fā)展，與漢傳佛教齊頭并進，使得五臺山出現(xiàn)非常特殊的幾種現(xiàn)象：多年來，青廟和黃廟僅一墻之隔，卻相安無事，和尚和喇嘛共同景仰文殊菩薩，共同繁榮佛教圣地。特別是喇嘛教的僧眾已不完全由蒙、藏兩族構成，還容納了其他民族包括漢族人在內(nèi)的信徒，幾乎沒有一座寺廟的僧人是由單一民族組成。
在中國，佛教是有宗派的，一般情況下，某一派占據(jù)了某座山，其他派別便不能再來，但五臺山胸懷寬廣，來者不拒，一概接納。最先進入的是華嚴宗，也叫“賢首宗”，由唐代高僧賢首大師開創(chuàng)，宗法為《華嚴經(jīng)》；稍后是律宗，又稱“南山宗”，專門研究戒律的宗教派別；接著傳入的是瑜伽宗，又名“法相宗”“唯識宗”；之后是天臺宗，又叫“法華宗”；稍晚傳入凈土宗，又稱“蓮宗”，北魏高僧曇鸞著有《凈土論說》，奠定了凈土宗基礎；隨后禪宗的“五家七宗”進入五臺山，元明清時期，禪宗在五臺山處于主要地位；最后密宗也落地生根，密宗也叫“真言宗”，分為黃教密宗和新密宗兩派，金閣寺建成后，不空度僧數(shù)十人，為密宗之始。千年來，各種派別和睦相處，共同弘揚佛法，真正體現(xiàn)了佛的博大和寬廣。
幾度高潮，幾經(jīng)法難，佛教在五臺山一直綿延不絕，極盛時期有寺廟三百余座，僧人逾萬人。經(jīng)民國戰(zhàn)亂、日寇侵略，依然保存下四十余座。如今，匯聚在臺懷鎮(zhèn)周邊的一大批歷史古剎依然保存完好，每年可接待數(shù)百萬游客觀光旅游。
在弘揚佛教的過程中，五臺山積聚了大量珍貴的文化遺存。1961年，南禪寺、佛光寺被列入第一批國家重點保護單位名錄。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陸續(xù)又有顯通寺、塔院寺、廣濟寺、延慶寺、碧山寺、菩薩頂，以及繁峙縣境內(nèi)的巖山寺、三圣寺、公主寺、秘魔寺等被列入國家重點保護單位名錄。2002年，五臺山被評為“中華十大名山”之一，先后被確立為國家級風景名勝區(qū)、國家級森林公園、地質(zhì)公園，200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觀遺產(chǎn)名錄。
在鱗次櫛比的佛教名剎中，收藏著數(shù)以萬計的藏經(jīng)典籍、皇帝御制的碑文匾額、文人學士撰寫的詩歌楹聯(lián)，以及遍布殿堂的佛像雕塑、佛教壁畫等。這些都是古代勞動人民和歷代僧人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人類文化寶庫中的重要遺產(chǎn)。(王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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